1958年9月30日，北京中南海，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。谈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，毛泽东说：“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，不能有‘两个中国’，而那个中国是我们。” 这句话常被单独引用，容易被理解成中国不愿参加联合国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毛泽东强调的重点，是中国可以暂时不进，但绝不能以牺牲国家主权和代表权为代价进入。 问题的症结，在于1949年以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，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却仍占据联合国中“中国”的席位。一个已经改变的现实，被强行套进旧的外交安排，这正是新中国长期抗争的核心。 早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期间，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，国际舞台不能只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。抗日战争后期，延安与美国军事观察组有了接触，中共中央据此提出，中国代表团不能只有国民党一方，还应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。 周恩来曾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，要求中国代表团体现各政治力量。国民党方面却坚持认为，旧金山会议是政府会议，不是党派会议。经过交涉，最终只有董必武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会议。 董必武到达旧金山后，并没有把活动局限在会场。他同美国各界人士和华侨接触，介绍解放区的抗战、政权建设和社会情况。对许多海外华人而言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代表权问题更加尖锐。1949年11月15日，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，要求取消台湾当局代表团的权利。新中国的立场很明确：中国只能有一个合法代表。 1950年1月8日，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发出声明，指出国民党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安理会是非法的。两天后，苏联代表提出驱逐台湾当局代表的建议，但在美国、英国反对下没有通过。 这次受挫，使毛泽东看得更清楚：联合国席位之争，表面上是程序问题，背后却是国家实力、国际阵营和大国关系的较量。仅凭声明和外交交涉，无法立刻改变既有格局。 抗美援朝以后，联合国大会曾在美国影响下通过将中国称为“侵略者”的决议。1950年12月22日，毛泽东审阅外交声明时加写：“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。” 这两件事被放在一起，说明台湾问题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，在毛泽东那里从来不是彼此分割的议题。一个涉及领土主权，一个涉及国家代表权，根子都在“一个中国”。 1956年10月3日，毛泽东会见曹聚仁、张治中等人时说，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条件，是只能有一个中国，不仅要进入大会，也要进入安理会和其他机构。对“两个中国”的安排，台湾方面和大陆在原则上并不相同，却存在反对分裂中国的一致之处。 195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谈到联合国问题，对赫鲁晓夫说，中国要作十年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进不了联合国的准备。但他同时强调，中国公开要求恢复合法席位，从未说过不愿参加联合国。 这番话里有一种很实际的判断：不急，不等于放弃；暂时进不去，也不能被迫接受错误条件。外交斗争要继续，国内建设和国防力量也要推进。否则，即使取得席位，也难以真正维护国家利益。 1964年中法建交，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格局。到1965年联合国大会表决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时，赞成票与反对票同为47票。虽然没有通过，却说明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出现变化。 1971年10月25日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，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。 决议通过后，毛泽东没有让代表团长期等待。10月26日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邀请，毛泽东便决定派团出席，并点名乔冠华担任团长。他说：“人家第三世界抬着轿子来请你啦，你还能不去？” 1971年11月15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。乔冠华代表中国政府发言，受到许多国家代表欢迎。21年前，毛泽东写下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”；21年后，这句话终于成为联合国大会会场中的现实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