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7月，四川黑水县芦花官寨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在进行。会议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组织安排。 周纯全是湖北黄安人，1905年出生，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。十四岁他离开家乡去武汉谋生，先是在茶楼做杂役，不到十六岁进了汉口惠工织布厂当工人。1923年，惠工织布厂的工人闹增资罢工，周纯全自告奋勇参加纠察队，把守厂门。 罢工期间来了几个警察要抓他，他凭着身强力大，还会打一手好拳，一下子打倒了三个，剩下的警察不敢再上。罢工胜利之后，他又投身到组织“二七”后援会的工作中，为坚持斗争的工人兄弟和死难者家属东奔西跑筹措粮款，后来被工人们推选为“二七”后援会负责人。 1927年11月，他参加了黄麻起义，当选为县农民政府委员。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信阳县委书记、鄂豫皖省委常委、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，1931年7月出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，后来兼任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和鄂豫皖游击总司令。 1932年初，枣阳突围战。一颗迫击炮弹在胸墙前炸开，弹片削走了周纯全的右眼。鲜血糊住了半边脸，他只吼了一句“继续冲”，部队趁乱撕开了缺口，上万人得以脱险。从那一天起，战场上多了一个绰号，“周瞎子”。 这之后，他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委员，随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，参加了枣阳新集、漫川关等战斗。1933年7月，他升任红四军政治委员，参与创建川陕苏区。 在反“六路围攻”中，他负责指挥东线左翼作战部队，执行“收紧阵地，诱敌深入”的方针，为方面军主力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。1934年10月，他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，随后又担任了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兼川陕游击总司令。 建议的内容包括：为统一指挥起见，必须加强总司令部；徐向前任副总司令，陈昌浩任总政委，周恩来任参谋长；军委设主席一人，仍由朱德兼任，下设常委，决定军事策略问题。电报的结尾写着：“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。并希立复。”署名是“中共川陕省委：纯全、瑞龙、黄超、琴秋、维海、宁治、永康”。 这封电报的措辞和语气，在中共此前的历史上没有先例。一个省级党组织，直接向中央提出涉及总司令、总政委、参谋长等人事安排的建议，并且要求中央政治局“速决速行，并希立复”。 当时的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，电报中建议的“总政委”人选是陈昌浩，而时任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。电报发出的第二天，张国焘直接致电党中央，说“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”。 7月18日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官寨召开。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，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，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，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。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，在张国焘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协助。 1935年9月，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南下川西南。周纯全当时是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，他在这份南下的电报上签了字。许多人劝阻他，他沉默了很久，只留下一句“军令如山”。三个月后，部队减员过半。他站在马尔康河畔，写下了几个字：“损失太大。” 1936年，他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、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。1937年1月，他走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在延安的窑洞里，他把一份辞职报告推到了桌上，说了一句“我想回炉再学”。组织批准之后，他脱下了将官领章，走进了抗大的课堂。 抗日战争初期，周纯全担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、政治部主任。1939年，他出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、校长，带着三千多名教职工和学员东渡黄河，前往晋东南和山东敌后办学。 1943年，他改做地方工作，先后担任滨海行署工商管理局监委、滨海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。抗战胜利后他去了东北，当过本溪湖煤铁总公司总经理，1946年9月调任辽南行署主任，后兼任中共辽南省委副书记，千方百计筹集物资支援前方作战。 1947年9月起，他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东线战勤司令部司令员、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和部长。他致力于建立统一领导集中供应的后勤保障体制，组建跟随野战部队行动的后勤分部，为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和野战军南下等大兵团作战提供了后勤保障。 1950年12月，周纯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，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勤指挥部指挥员。1951年6月，他出任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。在美国空军对交通线进行轰炸和封锁的条件下，他参与组织领导军事运输和后勤保障工作。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建立起了一条打不烂、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，这条线的背后，站着周纯全和成千上万的后勤人员。1953年起，他担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，后来还担任过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。 1955年9月，中南海怀仁堂，首批授衔典礼在这里举行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85年7月28日，周纯全在北京逝世，终年八十岁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