极目新闻记者 李迎 9月23日这天，崔丽丽原以为自己会再次感到不适。 三年前的同一天，她在杭州出差时遭公司实控人王某性侵。此后，这个痛苦的夜晚不断以各种方式回到她的生活里，她频繁失眠、做噩梦。梦里，她反复寻找自己的鞋，想要逃出那个房间。 但今年9月23日，她照常起床、做饭、健身，晚上打开直播，和网友聊天。一天过去，她没有感到预想中的紧张和不适：这个日子第一次只是日历上普通的一天。 过去三年，王某因强奸罪获刑四年，而崔丽丽被公司以“旷工”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。后来，她因性侵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（PTSD）被认定为工伤，双方围绕劳动关系和工伤待遇几次对簿公堂，她也因此从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，成为公共事件中的“职场性侵受害者”和“工伤认定当事人”。 创伤、漫长的维权和后来的网络暴力，让崔丽丽离开了原来的职场，也一度让她退出网络。今年夏天，她开始直播，回答网友们关于工作、选择和职场关系的问题。事发三年后，那些她曾经想要远离的职业经历，又以另一种方式回到生活里。崔丽丽还在等待案件最后的结果，同时，她也开始尝试回答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维权之外，她想要怎样的生活？ “普通的生活” 现在，崔丽丽开始尝试过一种普通的生活。 早晨6点，她起床做饭，送女儿上学。上午健身，蹬单车时她架起手机，一边运动一边直播，当天气合适时，她就和丈夫骑自行车出去转一圈。 晚上8点半以后，是另一段固定的直播时间。今年8月，崔丽丽开始以直播连线的形式解答网友的职场问题。直播间的观众大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女性，有人问工作怎么选，有人不知道该怎样和领导相处，也有年轻女孩讲起自己在办公室里遭遇的不公平。崔丽丽听完，会根据自己过去做公司高管的经验给予分析和建议。 在遭遇性侵三年后，她重新开始频繁说起“职场”，而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想象。 崔丽丽在直播（极目新闻记者李迎摄） 2023年9月，时任天津德科智控销售总监的崔丽丽赴杭州出差，在一次商务宴请后遭公司实控人王某性侵。次年4月，王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。此后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、无法正常工作的崔丽丽又面临公司以“旷工”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。她随后向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。2024年12月，她收到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因性侵所受伤害被认定为工伤。公司对此提起行政诉讼。2025年7月，法院驳回公司诉讼请求，维持工伤认定决定。 随着媒体报道，她开始进入公众视线：“职场性侵受害者”“PTSD患者”“工伤认定当事人”，这些标签开始和她的名字一起出现。她实名接受采访，面对镜头，一遍遍讲述性侵发生之后的治疗和维权。她曾说，刑事判决给了自己“活下去的勇气”，工伤认定则让她觉得，自己终于可以“活得更有尊严”。 崔丽丽的工伤伤残证（图据受访者） 但在聚光灯之外，创伤严重影响着她生活。性侵发生后，崔丽丽首先感受到的是羞耻，失眠和噩梦频繁出现，她去医院精神科开药，却不敢告诉医生真正发生了什么，只说自己工作压力太大。“那时我不敢说，觉得太丢人了。” 直到申请工伤，需要对精神伤害进行诊断，她才不得不在医生面前重新讲述那段经历。第一次接受专家会诊时，崔丽丽几乎全程低着头，不敢看人，“好像我是犯罪的人一样。”羞耻也伴随着反复的自责，她一次次追问自己：为什么要参加那场商务宴请？为什么要喝酒？为什么没有更早察觉危险？ 每天早晨睁开眼，被伤害的场景几乎都会自动成为她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。由于PTSD，她的身体一直处于警觉之中，她曾出现明显的失声和躯体化反应，谈及被性侵的经历时，她会太阳穴发紧、身体发抖；每次在街边看到酒店的招牌，她也会心口刺痛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什么都不说，也什么都不做。 时间在她的生活里呈现出不同的进度，一边是刑事判决、工伤认定、行政诉讼；另一边，她需要与创伤斗争，处理失眠、恐惧、身体疼痛，以及那些不受控制闯入脑海的记忆。崔丽丽说，她一度认为，这件事可能会跟自己一辈子。“那时，我很悲观，觉得自己到死都没有办法释怀。” 回不去的职场 但过去的职业生活，并没有彻底从崔丽丽身边消失，而职业带给她的创伤也比想象得更深、更难以消除。 出事后，她以前的一位领导曾找过她，请她帮忙给来访的外国客户做两天翻译。翻译是崔丽丽刚进入职场时做过的工作，她对此很熟悉，但重新进入工作场景还是让她胸口发闷。那一天，她撑着完成了工作。临走时，在电梯里碰见一个男人，对方看到她，很自然地叫了一声：“崔总。” 崔丽丽看着他，没有认出来。对方以为她忘了，报出自己的名字，她站在那里，脑子仍然一片空白。过去十几年，“崔总”是她在工作中最熟悉的称呼之一。做汽车零部件销售时，她长期出差，跟客户、跑项目，深圳、长春、武汉。哪里有车企，她就往哪里跑。那时，她的手机几乎24小时开机，她习惯了这样的工作。 崔丽丽在庭审前接受采访（极目新闻记者李迎摄） 但那一次，她连曾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