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二三十年，随着中非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，越来越多中国人跨越重洋，来到非洲这片贫困与机遇并存的土地， 打工、经商、淘金，一待就是许多年。 漫长的驻外生活中，有部分男性因为耐不住寂寞，与当地的非洲女性恋爱、同居、搭伙过日子，甚至生下孩子。 可当工程竣工、生意结束或签证到期，他们登上回国的飞机，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， 那些曾经发生在异国的关系，也随之中断。 有人给孩子的母亲留下了一笔钱，有人只留下一个很快变成空号的电话号码，还有人甚至没有留下真实的中文姓名。 男人可以把那段往事留在几千公里之外，女人和孩子却要继续留在原地，面对贫困、流言和漫长的生活。 今年38岁的林宇是东非一家中资企业的物流经理。 在非洲工作的这些年里，他见过不少这样的孩子——他们有着当地人的肤色和卷发，眉眼间却带着明显的东亚特征。 一些人生活在矿区和贫民窟里，很多人从出生起就没有见过父亲，只知道那个早已消失的男人来自中国。 随着年龄增长，他们开始追问： 我的爸爸是谁？他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没有回来？ 2023年起，林宇开始利用业余时间，和当地华人一起，为这些孩子提供生活帮助，并尝试寻找他们失联的中国父亲。 他后来渐渐明白，跨越万里找到一个人很难，让一个人承认并面对自己留下的责任，更难。 以下根据林宇的讲述整理。 我叫林宇，今年38岁。 2009年，我开始参与和非洲有关的项目，后来成为东非一家中资企业派驻海外的物流经理，在这片贫瘠与生机交织的大陆上，驻守了很多年。 这些年里，我见过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来到非洲。 有人跟着工程队修路、建厂，有人在当地开餐馆、做贸易，也有人听说这里遍地是机会，一头扎进矿区淘金。在很多人眼里，非洲既遥远、陌生，也意味着国内难以获得的机会。 只要肯吃苦，就有可能赚到更高的收入，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。 非洲贫民窟 来到这里的人，大多是男性。很多人背井离乡，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回一次家，平时的生活几乎只有工地和宿舍。 绝大多数人一门心思挣钱，熬到项目结束，就带着积蓄回国。 但也有少数人耐不住长期驻外的孤独， 会和当地女性恋爱、同居，甚至生下孩子。 我虽然打心底里不齿这种管不住下半身、毫无责任感的行为，但只要不影响工作，我很少过问别人的私生活。 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，我奉行的生存法则一直是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 直到有一天，在乌干达中部一个水电站工地旁，我遇到了一个男孩。 那天下午，我去旧工区核对一批三年前遗留下来的建材。刚走到锈迹斑斑的铁门前，裤腿突然被一只干枯的小手死死拽住。 我低下头，看见一个很小的男孩。 他有着一头非洲孩子特有的细密卷发，但那稍显圆润平和的五官和偏黄的肤色，无一不在昭示着他身上另一半的亚洲血统。 他的四肢瘦得只剩一层皮，肚子却异常鼓胀。在当地待久了的人都知道，那是极度营养不良导致的水肿。 男孩没有向我讨要食物。他费力地喘着气，颤巍巍地举起双手，递给我一顶已经发黄的安全帽。 帽檐磨损得很严重，内侧的塑料调节圈上，用黑色记号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三个汉字：“赵XX”。 他仰起头，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。干裂的嘴唇动了几下，用音调生硬的中文一字一顿地问： “你认识我爸爸吗？” 那一瞬间，周围震耳欲聋的虫鸣仿佛都消失了。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有孩子，我看着他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。 工友老李推开铁门走了出来，熟练地递给他一个面包。男孩接过面包，却没有离开，手里依然紧紧攥着那顶安全帽。 这位四十多岁的河南老乡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压低声音对我讲起了这个孩子的身世： “林经理，莫管他，听说是前两年撤走的一个工程队留下的混血娃儿，不知道是哪个的孩子，女的根本没能力抚养，就把这孩子丢在了咱们工程队的门口。” 男孩年纪太小，只能靠附近工人偶尔给的一块面包、一点剩饭活下来。 他每天守在铁门外，只要看见长着亚洲面孔的人，就会冲上去问同一句话： “你认识我爸爸吗？” 那天晚上，我整夜没有睡着。 随手拍下的中非混血小女孩 过去，我也见过工友把他们在当地生下的孩子抱到工地上玩。大人逗一逗，塞给孩子几颗糖，大家笑一阵，谁也没有认真问过， 如果有一天工程结束，父亲离开，这些孩子怎么办？ 现实是，男人们走得干脆，连头都不会回。被留在原地的妇女和孩子，在当地残酷的生存法则面前，却连活下去都成了一种奢望。 后来，在一次工作交流中，我又认识了阿米娜。 五年前，尚未成年的阿米娜在超市做保洁时，认识了一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中国管道工。 男人告诉她，自己是个“大老板”，在国内有别墅和豪车。等工程结束，他就回国办签证，再接她去中国生活。 阿米娜相信了。 项目竣工后，男人跟着队伍离开，从此失去联系，留给阿米娜的电话也很快变成了空号。 男人走后，阿米娜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在她生活的地方，未婚先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孩子的父亲又是一个已经离开的外国人，她成了周围人议论和嘲笑的对象。 为了养活孩子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