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7月，江西庐山会议期间，林彪从住处来到会场。此时，彭德怀正在说明自己的意见，会议气氛已经相当紧张。毛泽东谈到林彪时，提到曾为他办理过“转业费”。没想到，这句话引出了林彪一段颇为突兀的话：“平型关吃了亏，头脑发热，是弼时作的决定。” 一句话，把1937年的平型关战斗、已经去世的任弼时，以及眼前的庐山会议连接在了一起。问题也随之出现：任弼时究竟有没有决定平型关战斗？林彪当年亲自指挥的胜仗，为何在二十二年后又被他说成“吃了亏”？ 要弄清这件事，不能只盯着那一句话。1937年8月，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任弼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，朱德任总指挥，彭德怀任副总指挥，叶剑英任参谋长。林彪则出任第115师师长。 任弼时的主要职责，是政治工作、组织动员和部队建设，并不是第115师的战术指挥员。八路军总部进入山西后，朱德、彭德怀、任弼时等人负责与第二战区联系，掌握整体部署。至于第115师在哪里设伏、何时出击、如何展开，具体指挥权仍在林彪和师部。 9月中旬，日军突破晋北防线，占领大同后，继续向平型关、雁门关方向推进。八路军总部判断，日军沿公路运动，部队拥挤，辎重较多，且对山地道路和八路军兵力缺乏了解，因而决定寻找机会侧击。 9月23日，八路军总部抵达五台县南茹村一带。经过侦察，第115师把伏击地点放在平型关附近的山地公路。9月25日，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进入伏击圈，林彪指挥部队突然开火，战斗很快展开。 这场战斗并非轻松取胜。日军装备和训练较强，遭到袭击后迅速组织反击。八路军利用地形分割敌军，连续突击，经过数小时激战，歼灭日军一千余人，缴获大量武器物资，也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代价。 平型关的意义，不只在于缴获了多少枪支、击毁多少车辆。抗战初期，日军在华北战场进展迅速，国内确实存在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畏惧情绪。八路军以伏击方式歼灭日军，打破了这种心理压力。毛泽东在电报中称这是八路军“第一个胜利”，并非偶然。 有意思的是，林彪本人当时并没有把这场战斗写成十全十美的范例。1937年11月，他在总结平型关经验时，既谈到日军行军、警戒和指挥方面的弱点，也提醒八路军加强战术训练，不能因为一次胜利就高估自己。 林彪还特别强调，日军的长处在于火力、训练和组织，八路军不应与其进行无准备的硬拼，而要利用地形、突然性和局部优势。换句话说，平型关的经验本身就包含两面：能打，但不能盲目；胜利可贵，却不能把一次伏击当成常规决战。 因此，1959年林彪说“平型关吃了亏”，可能并不是在否定战斗的政治意义，而是在强调战斗中存在的代价与冒险成分。“头脑发热”四个字，则带有明显的事后评价色彩。至于把决定归到任弼时身上，历史责任却不能这样简单划分。 当年作战部署涉及八路军总部、第二战区态势和第115师实际行动，是多方面共同判断的结果。任弼时参与总部工作，但没有证据表明平型关战斗是他个人拍板，更不能说战斗失利由他一人负责。任弼时已于1950年病逝，林彪在庐山提到他，也让这句话带上了特殊的政治意味。 更关键的是，庐山会议讨论的重点并不是重新研究1937年的军事细节，而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展开政治争论。林彪在这个时候发言，实际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。毛泽东说到“转业费”后，林彪立即插话，正说明他的讲话并非一次完整的战史讲解，而是会议现场的政治回应。 紧接着，林彪又批评百团大战“大”的观念。平型关和百团大战被放在同一个话题中，重点已经从战斗本身转向军事思想与政治立场。用平型关的伤亡去说明“不能头脑发热”，再用百团大战说明“大规模作战”的问题，形成了对彭德怀军事主张的间接批评。 这番表态没有改变平型关战斗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，也不能据此认定任弼时确实作出了错误决定。它更像是林彪在特殊会议环境中的一次策略性发言：借熟悉的战例表达态度，借历史人物承接责任，又把军事问题引向当时正在进行的政治争论。平型关的枪声早已停下，但它在庐山会场再次被提起时，所承担的含义已经不再只是战术得失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