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去广州，参加《新周刊》的一个活动，回了一趟“学而优”书店。 1996年我从四川老家下广东打工，在东莞一家工厂开铣床，受《南方周末》毒害，一门心思想做新闻。2001年，我下决心辞职，发誓再也不回工厂，结果失业了整整一年。2002年起，我就在这家书店当店员。 书店换老板了，但总算还在，门口的那家快餐店，也还在。 拍了几张书店的照片，突然想起，那时我还在书店旁边的长廊贴过一个“农民问题的书单”，而现在，我又在写农民养老金问题——二十多年过去，我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。 我在书店兼着做宣传，时不时整理一些书单，比如“制度经济学的书单”、“自由主义的书单”、“女权主义的书单”等。农民问题当时也很火：2000年初，湖北的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“农民真苦，农村真穷，农业真危险”，后来他出版了《我向总理说实话》；安徽作家陈桂棣、吴春桃夫妇又写了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调查》，也都引起领导层和普通人对于“三农”问题的高度关注。这两本都是那些年的畅销书。 有一天柜台小妹打电话给我，说有人找我，要“反映情况”。我让他在电话里说，也没说清楚，于是叫他等我。 等我下去人不见了，同事描绘了他的衣着打扮，下楼的时候好像见过。回头去找，果然是他：白衬衫，黑裤子，脸晒得黑黑的。 他看到我有点失望，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年轻。我在书单上留言：请大家多多指正，有兴趣可与书店彭某某联系。他没读明白，可能以为我是作家。指着书单上我的名字，他翻来覆去地跟我说官场太腐败了。我有点尴尬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 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在天涯社区发了一个帖子，那时很年轻，结尾煽了一下情：“你说他怎么会在墙上看到一个名字，看到一个可能关心农民的名字，就鼓起勇气来‘反映情况’呢？难道他已经无处可去了吗？……” 过了一年，我去了北京做图书编辑。又过了两年（2005年），朋友介绍我去了央视《社会记录》栏目。 现在想想简直不可思议，我没上过全日制大学，没干过一天新闻，没有任何媒体经验，一个朋友介绍，就可以去央视当编导了。 那时很幼稚，总是想报矿难这样的选题。同事和领导问：“怎么做？”“做什么？”我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还要考虑这些，事情够大不就行了吗？ 以前我在东莞打工的时候就有这毛病，《南方周末》改版搞“实验特刊”，讲新生活方式，我大为不满，愤而写信反对：“在看了《为了三百元钱打死一个农民》之后，我很难以闲适的心情来欣赏‘新生活’。我希望《南方周末》能成为‘沉默的大多数’的代言人，对于有的人而言，可以说话的地方已经太多，而有的人却没有说话的权利。” 后来慢慢明白，新闻不是这么做的：新闻不是你觉得重要就重要，不是你感兴趣别人就感兴趣。 比如有个东西叫新闻的“贴近性”，为什么北京发生的一件破事儿就能上央视？因为近啊，下楼就能拍，拍完就能剪，剪完就能发，发了还有人看，一切都很顺。 有些事情就很勉强。如何让一群人去关心那些跟自己不相干的人的命运，这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事情。即便你掌握了这门技术，如何让它发出来，这又是另外一门技术。 新闻真是学无止境啊。 过去二十年我一直在学这门技艺。 从电视台到网站，从网站到杂志，然后是新闻短视频和直播。算了一下，我干过这个行业的大多数岗位：记者、编辑、评论员、频道主编、杂志编委，最后一份职业是“副总经理”，一堆杂活，除了内容，还管财务、人事、商业、版权等。几乎所有的媒介形式我都实操过，文字、图片、视频、新媒体，甚至还干过俩月的音频。 为啥《新周刊》邀请我这个下岗媒体人去参加活动？因为十八般武艺，我样样都会啊，虽然不精。 到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两年，这门技术慢慢就成了屠龙术。通报越来越多，新闻越来越少。举刀茫然，龙在哪里？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 某一日风雨如晦，心有所感，当下腰悬木剑，身披敝袍，一人俩娃，悄然西去。 翻译一下就是：新闻干不下去，陪两个孩子去加拿大读书去了。 2024年1月初，我写了一篇谈农民养老金的文章，标题是《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1000元的10个理由》。 在加拿大实在太闲了，孩子一上学，我就没事干。夏天还能跑跑步，到了冬天，跑步也不方便，偏偏冬天还很漫长。于是偶尔写点东西。 偶然知道加拿大有个老年保障金（Old Age Security），领取资格主要根据年龄、身份和成年后的加拿大居住年限，并不以是否缴纳过养老保险为前提；居住年限相同、收入条件相近，领取标准也大体相同，收入超过一定门槛后就会逐步扣减。 有时候人只有走出去，才能发现异常。如果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，就很容易把周遭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，比如很多中国人觉得养老金一定要缴了养老保险才有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。 由此想到：如果中国农民也能这样…… 于是凑了10个理由，写了这篇《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1000元的10个理由》。这显然过于贪婪，我又改了一个缩水版《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800元的8个理由》：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