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，经人介绍，在广州黄埔区上班的安徽寿县人黄某（男，1996年出生），和在广州白云区生活的河南驻马店人焦某甲（女，1997年出生）加了微信。 关于两人是几月份相识的，双方说法并不一致。黄某称是2024年7月，焦某甲则称，两人是2024年4月相识。 从一开始，他们就是以相亲对象的方式相处。8月初，双方开始谈领证、彩礼、婚礼、酒席。国庆节期间， 他们在焦某甲河南老家办了婚礼 。 黄某和焦某甲在老家办了婚礼（AI生图） 黄某给了18.8万元彩礼，又给了10万元酒席钱。按黄某起诉时列的清单，加上见面礼、改口费、红包、微信转账、生活费等各项费用，加起来三十多万。 但两人始终没有领结婚证。 后来两人分手。黄某把焦某甲告上法庭，要求返还全部彩礼18.8万、酒席钱10万，以及见面礼、改口费、红包、微信转账、生活费、黄金对戒等各项费用。 一审判决： 焦某甲返还彩礼10万元、酒席钱44946元、黄金对戒一只 。驳回黄某其他诉讼请求。 双方都不服，双双上诉。广州中院二审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黄某说：她从来没想过领证 黄某在法庭上提交了聊天记录。 2024年10月4日，焦某甲在微信里对他说：“我一开始就没想过领证，只是觉得你对我好我就领， 但我现在没有想领的冲动 ，我一开始都给你看过这个聊天记录。” 10月13日，焦某甲又说：“我对婚姻不感兴趣的，你知道的； 一开始就给你讲我的人生规划里没有婚姻 ；你说过你有情感需求，我给不了你，你可以去找别人，放心找，我没意见；我把钱给你， 我们撇清关系，你就当谈了个恋爱分手了；一起养孩子，只在孩子方面有交集，彼此不参与对方的世界。 ” 黄某说，焦某甲一边跟他说这些话，一边又多次主动跟他聊领证、婚礼、彩礼、三金。他觉得焦某甲是在给他“要结婚的错觉”，让他不断掏钱。他认为焦某甲“ 骗婚 ”，应当承担全部过错责任，退还全部彩礼和酒席钱。 黄某和焦某甲一直没有领结婚证（资料图/图文无关） 黄某还说，两人不存在共同生活。他在黄埔区上班，焦某甲在白云区住，相距40公里，他没有私家车，不可能下班后回白云区共同居住。他提交的证据显示， 他前往焦某甲公寓的次数只有五次 。婚礼期间，他在焦某甲老家也是住镇上的酒店，没有住在焦某甲家里。 焦某甲说：他隐瞒了父亲瘫痪 焦某甲在法庭上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。 她说，她从未有过“骗婚”意图。那些聊天记录形成于2024年10月，而就在10月1日婚礼当天，她意外得知黄某的父亲是断臂残疾人、生活完全无法自理。 焦某甲的描述更为具体： 黄某父亲身患严重帕金森病、脑梗后遗症，长期瘫痪在床、右臂残疾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需家人24小时专人照料。 而在此之前，黄某只跟她说过父亲“腿脚不便、轻微脑梗”。两人从2024年4月相识，到8月谈婚论嫁，再到10月举办婚礼，长达半年的交往期间，黄某始终没有告知实情，直到婚礼当天她已怀孕数月、婚礼已经举办、彩礼已经收取， 才从意外渠道得知真相 。 焦某甲说，她在发现黄某隐瞒了这个重大事实后，婚姻信任基础崩塌，才对婚姻前景产生恐惧。“不领证”的表态，是发现被骗之后的反应，不是她自始就没有结婚意愿。 她列举了自己在2024年8月至9月期间的行为：积极与黄某商讨彩礼金额、婚礼日期、酒席安排、婚戒购买，并怀上了双方共同的孩子。“若焦某甲自始便无结婚意愿，何必配合完成全部婚礼筹备、公开举办婚礼仪式？何必 遭受孕期的各种痛苦，生下双方共同孕育的孩子 ？” 关于共同生活，焦某甲说，两人因工作地点相距较远，平日各自工作， 周末及休息时间在黄某处共同居住 。黄某提交的“五次进入公寓”的证据，恰恰印证了双方存在持续、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。而且共同生活的认定不应仅以次数机械判断。 焦某甲还说，18.8万元彩礼已实际用于孕检、分娩、产后护理、母婴用品、育儿开支及双方共同生活消费。按焦某甲的说法，女儿出生后一直由她独自抚养，黄某未支付任何抚养费。黄某则主张，他曾支付过24000元生活费。 对于黄某“父亲能独立劳作”的说法，焦某甲在法庭上回应：黄某在一审期间对父亲病情闭口不谈，二审才匆忙拿出几段孤立的、无原始载体的监控视频， 恰恰证明其自知理亏 。一个短暂扫地的画面，根本无法推翻其父需家人长期护理的客观事实。 法院：父亲病情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，双方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二审法院对双方关于父亲病情的争议，做了明确回应。 法院认为， 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属于家庭伦理及情感考量范畴，并非法律规定的结婚登记必须告知的法定事项 ，亦不属于足以导致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。 根据现有证据及二审提交的监控视频显示，黄某父亲虽患疾病，但仍具备一定生活自理及劳动能力。焦某甲主张其父亲完全瘫痪、需24小时专人照料且黄某刻意隐瞒，证据不足， 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过错 。 关于黄某主张焦某甲自始无结婚意愿，法院认为，虽然